阿根廷极右翼上台背后的“蓝色美元”生死局

《经济导刊》，作者江涌

11月19日，阿根廷大选落下帷幕，代表传统庇隆主义的候选人、现任阿根廷经济部长马萨败于极右翼候选人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莱，阿根廷即将迎来又一次从庇隆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的“大摇摆”。此前，米莱曾提出诸多激进的政策建议来应对阿根廷当前的严重通胀和债务危机，诸如关闭央行、经济全盘美元化、大幅削减开支等。在外交上，米莱允诺与美国结成更紧密的联盟，并放弃今年获得的金砖候选国资格。阿根廷选民对这些近乎荒诞的政策口号的认可，其深层是对阿根廷经济困局的失望和愤怒。

本文指出，阿根廷经济已经陷入深度美元化引发的动荡中。阿根廷曾经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跃升为发达经济体，但如今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在于始于70年代的政治和治理举措失误，导致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在面对汇率失衡问题上，历任政府在严厉管制和自由放任之间摇摆，结果陷入经济越是动荡、对美元的依赖与替代越是严重的“蓝色美元”陷阱。牺牲货币主权的经济政策虽然短暂缓解通胀，却令阿根廷经济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更加脆弱，新冠疫情、国际贸易萎缩和美元周期逆转，给阿根廷带来新一轮严重危机。阿根廷的案例带出四条治理教训：货币主权必须牢牢捍卫、对外开放一定要自主可控、立足实体经济发展民族工业、依赖外资发展经济得不偿失。

“全盘美元化”的构想，与上世纪80年代休克疗法的思路如出一辙：问题不在于美元化，而是不够美元化。大选前夕的阿根廷，美元兑比索的黑市汇率已飙升至接近1：1000。以皮凯蒂为首的多国知名经济学家在阿根廷大选前夕曾发表公开信警告米莱所代表的“简单解决方案”对阿根廷的长期破坏性影响。阿根廷将激进掉头还是保持稳健，将极大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命运。

▲ 支持激进经济自由化和全盘美元化的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哈维尔·米莱赢得阿根廷大选。图源：互联网

在20世纪初期及其之前，阿根廷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被视作世界经济增长的“优等生”，当时欧洲人在形容一个人如何有钱时，都会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有相当一致的预言：这个“银色国家”正在迎接一个金色未来。然而时运不济，造化弄人，自20世纪中叶以后，阿根廷竟然从发达国家直落为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银行报告所阐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多年来，阿国多次尝试跳出这一“陷阱”，但是成效差强人意。如今世界经济又进入新一轮萧条期，“蓝色美元”划破“银色国家”天际。在炙手可热的“蓝色美元”背后的，是不合理的政府治理、不稳定的宏观经济、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超负荷的国家债务，这些不利因素相互作用叠加，最终导致阿根廷经济美元化——实际依附化——程度日益提高，成为掣肘与迟滞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阿国治理教训对今日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无处不在的“蓝色美元”

阿根廷共和国最大的新闻报刊《号角报》（El Clarín），在其网络版最为醒目的位置，开辟了一个实时报道“蓝色美元”价格（即美元兑比索）走势的专栏。阿国另一大报纸《国家报》（El Nacional）在第一版页首将“蓝色美元”和天气预报放在了一起。阿国政府和国家银行的经济报告也总是提及“蓝色美元”，其价格走势已经成为阿国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之一。对民众来说，这个“蓝色美元”也已经和天气预报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信息。

从20世纪开始，“蓝色美元”就已出现在阿国内，最初阿国民众称其为“黑色美元”或“黑市美元”，后来逐渐改称“蓝色美元”。在西方语言里，“蓝色”一词象征着积极向上，但有时过重的蓝色反而会引发人们的孤独感，因而也可代表负面的事物。“蓝色美元”还来源于“蓝筹股”（blue chip）概念，“蓝筹”原指赌桌上的最大额筹码，“蓝筹股”则是指那些处于重要支配地位、业绩优良、交易活跃、信用度高、分红优厚的大公司股票。在阿国，“蓝色美元”大多指来路不明不正，卖家通过“蓝色美元”将贩毒、逃税或贪污所得的赃款洗白；同时也表明美元在阿国民众心目中有着更高价值和更重要地位。

2002年，阿根廷放弃联系汇率制，转而采取爬行钉住汇率制。在此后的15年间，比索对美元缓慢贬值，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同一时期“蓝色美元”的价格虽略高于官方定价，但二者变化基本保持一致。自2017年年底，比索开始加速贬值，“蓝色美元”以略高水平紧跟官方汇率。2018年阿国经济增长低迷，屋漏偏遭连夜雨，2019年国际保护主义迅速升温，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国际市场对阿国的初级出口产品需求急剧萎缩，而阿国对国际产成品需求呈现刚性，进出口失调导致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比索大幅贬值，进口产品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重，2020年达到40%。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加剧民了众对比索的不信任，导致比索进一步贬值。到2020年11月，“蓝色美元”已持续快速上涨了15个月，美元兑比索官方汇率为1：78，黑市汇价竟达1：180，高出约130%。

▲ 目前阿根廷“蓝色美元”汇率已达1：900，高出官方汇率约三倍（2023年11月）。图源：https：//bluedollar.net/

“蓝色美元”不仅深入阿根廷普通民众生活，而且广泛进入阿国的生产和流通，成为企业重要的结算支付手段。阿国工商业者为规避比索贬值风险，在交付货物时一般都会选择以美元当面结算。在阿国面包行业协会主席劳尔·桑托安德烈看来，阿根廷面包行业正遭遇一次严重危机：经济萧条使得面包的销量减少了40%，“蓝色美元”的飞速上涨又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磨坊主向面包房主以美元的实时价格卖出面粉，如果美元价格在那天有所变动，面粉的价格也会变……所有的东西都按美元标价，甚至一个装面粉的包装袋都要卖60美分。”比索的贬值和美元的高涨限制了企业的规划能力，当下连生存都困难，又怎能奢谈未来发展。自行车品牌Fad Bikes的所有者卢卡斯·弗拉斯克利表示，汇率市场的任何变动都会立即反映在产品上，供货商们不断调整产品价值，试图维持同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之间的平衡，因此“我们（的产品）每周都有不同的价格”。

“蓝色美元”的演变

二战结束以来，阿根廷汇率动荡与危机便已是家常便饭，比索贬值幅度大、持续时间长，严重威胁到经济稳定运行。为解决汇率问题，阿政府采取发行新货币取代旧货币，用强制方式将汇率“稳定下来”。然而，到1969年比索遭遇空前危机，兑美元汇率从1945年的4.1：1骤降至350：1，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比索流通，转而发行“法律比索”，并规定与美元的比价为100：1。新货币对汇率的稳定作用只是暂时的，在短短数年内，新比索便出现了较之前更为严重的贬值，1983年“法律比索”停止流通时，1美元竟能换到6.9万比索。不得已阿根廷再次发行“可兑换比索”，并实行众所周知的货币局制度，以联系汇率将比索同美元价格绑定。

在严峻的比索问题背后，是严重的政治与治理问题。自1976年阿根廷建立军人政权起，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经济流动性，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导致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领域（除能源外）都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缺少对国计民生关键领域的控制能力。国有经济的萎缩一方面无法为政府创造足够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在危急时刻，当私人企业和跨国公司纷纷退出市场时，政府很难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在全球新冠疫情流行、世界经济萧条与国内通货膨胀高企的三重压力下，外国航空公司纷纷退出阿根廷市场，由于没有国有航空公司，阿根廷近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

自上世纪70年代，阿根廷政府为了获取经济运转资金，不得不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转而采取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政策。然而，阿国脆弱的私人企业难以同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竞争，纷纷败下阵来，或被外企吞并、或被市场淘汰，原本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化遭遇严重挫折。阿根廷经济过早地“去工业化”导致大量人口失业，产业结构降级到从事低端原材料、能源生产，而且以出口为主。这种低端、残缺的产业体系，极大地降低了阿国经济的自给能力，对外国市场、商品和资本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在世界经济繁荣期，尚可以较低价格进口经济运行必需的商品和资本，缓解国内的就业不足和通货膨胀问题。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进口成本上升、不断增加的停产失业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纷至沓来，不利因素相互交织，如此便将繁荣期的发展成果吞噬殆尽，比索贬值和美元资金流失难以避免。

为遏制比索贬值和美元流失，阿根廷政府采取严格金融管制措施，但是由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金融管制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在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为阻止民众大规模挤兑，费尔南多·德拉鲁政府下令，禁止居民取出银行存款，任凭民众储蓄为通货膨胀侵蚀。政府政策把储户像婴儿一样关在栅栏里，因而被民众戏称为“婴儿床政策”（Corralito）。经历了“婴儿床”政策期后，民众对政府和本币比索的信任已然跌至谷底，美元成为避免购买力缩水的最好选择，色彩也越来越“蓝”。

2011年，克里希纳·基什内尔当选阿根廷总统后，为稳定比索价值，防止资本过度外流，政府下令限制兑汇业务。由中央银行（BCRA）制定的官方汇率仅服务于进出口部门，以满足相关企业对流动资金的需求。2015年，毛里西奥·马克里当选总统后，为增进对外开放，政府曾一度允许民众自由兑汇，但立即产生严重后果。比索迅速贬值约40%，9个月内即有9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国内美元储备吃紧，外汇赤字增加45%，迫使马克里政府重新限制美元兑汇，规定每人每月兑汇最高限额为200美元。这种有限的开放不能满足民众对美元的需求，在2018年马克里执政后期，“蓝色美元”价格加速上涨，同官方汇率的差距越拉越大。2019年，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当选后，对购买外汇增收30%的额外税负，但仍然无法抑制市场对美元的大量需求。阿根廷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对比索的替代越发严重，阿国内经济越是动荡，使得阿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与替代越是严重，在“蓝色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蓝色美元”的实质——经济美元化

蓝色美元”大行其道只是阿根廷严重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或外部表现。阿根廷国家经济的高度美元化所折射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种美元化是阿根廷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不稳定的宏观经济、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国家债务等）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是阿政府一系列不当发展与治理政策的结果，是国际市场不对称竞争的结果。

早在20世纪初，因为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外贸强劲，阿根廷经济繁荣，成为经济实力排行全球第7的发达国家。然而，这个一度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世界经济的“优等生”，尚未盛极便走向衰败，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矛盾紧张，政权更迭频繁，发展政策摇摆不定。80年代，债务危机将阿国推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相关经济学家以及主要政治人物认定，阿经济持续动荡的根源在本币比索不能成为稳定之锚，而美元可以使阿根廷同经济稳定、体量巨大的美国绑定，从而解决阿根廷因经济频繁波动而导致的系列弊端。到90年代，政府采取将比索同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虽然短期内缓解了通货膨胀，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牺牲货币主权的措施不能解决阿根廷经济的痼疾，国际收支失衡不断加重，比索的快速贬值使政府无法维持同美元的固定汇率，联系汇率制度不得不在2002年被取消，比索与美元拉开距离。在通货膨胀和比索贬值的影响下，在自由经济政策的加持下，市场自然选择美元，而且依赖美元，国民经济日渐美元化。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数据，从2012年起，阿根廷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同时美元化程度愈发提高。

从长期来看，经济美元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美元化使得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增大；美元化会放大依附经济本身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历史上，阿根廷政府曾多次尝试经济美元化，甚至一度采取比较极端的将比索同美元等价的联系汇率制度，但均未取得良好成效。尤其是在危急时刻，比索鲜有问津，美元却大行其道。但是，以美国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Steve H.Hank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声称，阿根廷只有将经济全盘美元化才能稳定经济。这意味着，阿根廷经济美元化程度还不够，只有实现美元兑比索的完全替代，阿根廷才能实现稳定。货币是金融的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主权是一个国家最坚硬的外壳，决定着国家总体安全；货币主权一头联系着基础性经济安全，一头联系着决定性的国家主权。经济美元化是对货币主权的严重侵蚀，货币主权的缺失是阿根廷经济动荡的重要根源。阿根廷牺牲货币主权，以换取资本流动和汇率稳定，只能是权宜之计。实际没有长远利益，没有根本利益，最终也就没有眼前利益，没有局部利益。

“蓝色美元”的实质——经济美元化

货币主权必须牢牢捍卫。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货币政策以及美元汇率的任何变动都会引起阿国经济的波动。但是，美国与阿根廷的经济体量与国家实力严重不对称，美阿关系不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关切，美国依照本国利益最大化或方式最便捷的原则出台货币政策，这会对阿根廷产生诸多且严重的不利影响。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为应对流动性危机，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如潮水般流入市场，一方面便利了阿根廷融资，活跃了阿国经济，另一方面也稀释乃至掠夺了阿根廷国民财富。从2015年起，美联储结束货币宽松政策，出台诸如缩表、加息、减税等措施，以及鼓励制造业回流，非农就业增加，都使美元更为强势，如此导致阿国获得美元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上升，债务负担加重。

对外开放一定要自主可控。阿根廷经济高度美元化，美国经贸政策的调整，都会影响阿国外贸从而影响其经济的稳定。近年来，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采取贸易保护政策。2016年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其反对全球化之保守主义思想可谓登峰造极，不断祭出反倾销等措施，导致相关国家间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立足实体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国有企业一度是阿根廷政府实施调控的重要抓手以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上世纪70年代后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影响下，阿根廷实行私有化，卖掉了国有企业，幼小的私企不敌跨国公司，严重抑制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阿根廷财富创造能力和经济自给能力。国民经济重要关键领域逐渐被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垄断资本）所控制。政府在关键时刻难以对国内市场实施有效调控，难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而制造业更是一国财富之源。阿根廷的教训充分表明，开放经济的稳定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完善的产业体系、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合理控制。阿根廷实体经济萎缩，民族工业弱小，自己不能造血，只能依靠外部输血，依赖外国资本发展经济。

依赖外资发展经济得不偿失。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阿根廷政府通过出售公有企业、外企投资优惠政策以及向美国和IMF借贷等方式，在短期内获取了大量美元资金与资本。公有企业的出售导致政府收入减少，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导致大量利润以美元形式流出，国际收支平衡的难度加大。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时，阿根廷的出口企业尚能为政府带来足够财政与外汇收入，抵补偿还巨额贷款的本息，“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尚能维持；进入衰退周期后，财政捉襟见肘，收入与支出严重失衡，“借新还旧”无以为继。为维持外部平衡，政府需要比索贬值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增收外汇偿还外债。然而，比索贬值又会因进口商品价值上涨从而加剧通货膨胀，加大政府维持内部平衡的难度。无常的治理政策及狭小的财政空间，加剧了经济失衡以及失衡再平衡的应对难度，增加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抛弃比索、追逐美元成为大势所趋，阿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阿政府对美国的依附程度也越来越大。